遵守党的纪律，维护党的团结
周恩来
（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）
毛泽东同志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写到“党”，没有用“共产党”这几个字，这个党，就是“一个有纪律的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，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，联系人民群众的党。”这样的党，才是革命的党。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具备这些条件的。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、战胜敌人、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。
讲到纪律问题，列宁在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一书中指出了维护、检验、加强革命纪律的三个条件。他讲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，要有坚韧不拔、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。这里列宁首先强调的就是要有觉悟。什么觉悟呢?就是革命的觉悟、阶级的觉悟。就是要自觉地来参加党，不是被动的。当然，也有被动加入党的，人家劝的，不是自觉的，因此遇到流血斗争，他受不了，就消极了，甚至于背叛了，最终被淘汰了。解放后的情况不同了，国内是和平的环境，所以这种被动地、不是自觉地加入党的人就比解放前多起来了。因此，要把我们党造成一个有铁的纪律的、战斗的党，首先就是党员得有自觉性。今天参加大会的不单是党员，也有非党同志。我希望你们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，对这一点要认识：不仅党员，凡是要求入党的人都要具备自觉性，都要有革命的觉悟、阶级的觉悟。其次是忠诚。所谓忠诚，就是对于党的事业、革命的事业、阶级的事业要尽心尽力。在“带镣长街行”时，在为了反饥饿、反压迫、反内战而坐牢时，要卑视叛徒，至死不屈。再次是坚韧不拔和英雄气概。就是要有革命的坚韧意志、坚韧不屈的牺牲精神，在苦难中能够坚持斗争，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。我们遇到困难时，想一想红军长征嘛!那个困难有多大呢?长征中有多少人倒下去了?但是，他们只要还有一点呼吸，都还要挣扎站起来，继续前进，在敌人面前，在困难面前，表现了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。有觉悟的党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，有觉悟的党员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，我们革命分子、革命战士也要具备这样的条件。在舞台上你们表演的时候，要想一想这样的问题。你们要在一秒钟、几秒钟的时间里，把人物的内心思想感情，通过表演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而且要把个人的表演扩大为集体的表演，这样就可以感染千千万万的人。这决不是靠一个导演就能够办到的，要靠大家的自我认识、自我教育，才能办得到。
列宁讲铁的纪律的第二个条件，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样，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，在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中，与群众打成一片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：一个党如果不联系群众，这个党就没有生命，就没有革命力量的源泉；一个党员光有个人的英勇是不够的，一定要密切联系广大群众。只有在群众中生了根的党，才能产生出具有智慧和思想能力的领袖，因为一切智慧来自群众嘛。我们应该做到，既要领导群众，又不脱离群众；既要身先士卒，又不要突出个人。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这是最高的领导艺术，也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式。这一点，你们也要在表演中体现出来。
列宁讲铁的纪律的第三个条件，就是党的政治领导要正确，政治战略和策略要正确，然后还要经过实践，群众也确认为正确。这样的党，才能够建立铁的纪律，才能做到上下一致、全党一致。这个观点也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样的。如果党的政治领导不正确，那么党的队伍就容易涣散。像在党的“左”倾路线或者右倾路线的时候，铁的纪律就建立不起来，也执行不了。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就是党的领导必须要正确。如何证明领导的正确呢?毛泽东同志说，决不是自封为领导正确，或者少数人认为领导正确，就算数的，一定要经过实践检验，经过群众的检验。
具备了以上三条，这个党就战无不胜了。
但是，这样的条件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具备的，而是要逐步完备的。这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坚持革命，团结对敌。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特点。党要有铁的纪律，有时候党的领导有错误，我们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呢?比如说，当着党的路线错误的时候，当着党员的多数、甚至于领导的多数，还没有认识，只有少数认识了的时候；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少数领导同志认识了，但是还未变成多数的时候，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呢?还是要遵守组织纪律。那么，遵守纪律表现在哪里呢?是不是党内不能交换意见、不能争论了呢?不是。必须争论，才能明辨是非。可是一旦对敌了，我们就必须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，在对敌斗争中必须行动一致。例如在我们离开江西、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，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，是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；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央的少数，是正确的，但是，还是执行了长征的决定呀。在长征中，实践逐步证明“左”倾路线错了，失败了，所以，才产生遵义会议那样一个伟大的转折点。才改正了这个错误，扭转了这个船舵，拨正了航向。虽然当时还没有指出党的路线的错误，也没有写在政治文件上，但实质上已经拨正了错误的航向。那个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就把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全部实质都指出来，因为当时在战斗中，在长征中，环境不许可。当时的多数领导者，在认识上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成熟的程度。你看，在领导错误的时候、路线错误的时候，只要是共同对敌，还是要团结一致的。遵义会议以后，我们到了四川，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。红四方面军除了张国焘极少数几个人以外，绝大多数都是英勇善战、一致对敌的。但是，张国焘这个领导呢?他不分遵义会议以前和遵义会议以后，不区别这两个时期的领导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，一概反对，进行分裂活动。这就不是团结一致。不仅不是团结一致对敌，而且已使革命的旗帜动摇了。所以，张国焘那个时候反对党中央，是破坏党的纪律的。而且不是一般地破坏党的纪律，而是已经准备建立第二个中央，分裂党，分裂红军了。幸而那时候已经是毛主席的领导，才战胜了当时的困难，绕过了这个暗礁。当时，一部分队伍先行北上了，更大的队伍留下来了。经朱德、刘伯承同志，和后来的贺龙、任弼时等同志，在其中做说服工作，加上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的觉悟，最终使这支队伍也跟着北上的先锋队前进了。三个方面军会合了，那是一个规模极大、影响极深的场面。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，只有身临其境，才会感受得到的。
总之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，就要有坚持革命、团结对敌的精神。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，即使犯了错误的人，我们也还要团结他；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，也需要等待，要逐步地使其改变。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，而造成党的分裂，使革命遭受损失，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，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。毛泽东同志特别坚持了这一点。从大革命的末期一直到遵义会议，甚至到遵义会议以后一个时期，毛泽东同志都是这样做的。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确立以后，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人，甚至对于反党的人，如果他承认了错误，或者他即使一时还没有认识错误、没有承认错误，对他也采取等待的方针。比如对王明等人，也都还采取等待的方针，他们现在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嘛!只要革命的立场不丧失，坚持革命，团结对敌，即使一时错了，这样的人，就不是不可以挽救的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党，经过多少次的曲折，革命的历史一直没有割断，原因就是中国人民要革命，党能够团结对敌。这就是革命力量的源泉。只要有了这个源泉，就会涌现出一支革命的先锋队。即使它一时方向错了，只要它还坚持对敌斗争，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以后，它的成员还会走到一起来的。当然这需要正确的领导来带头。
从中国看世界，我们不要因为世界上有一时的乌云就丧失信心。国内也有一时的困难，更不应该丧失信心。我们始终要昂首前进，这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。你们在舞台上的表演，不论是在哪一场、哪一个时期，都要表现这样的精神。
——摘自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演出人员大会上的报告节录。
